當前，我國金融科技發展步入快速成長階段，新技術的快速發展不斷深化金融科技應用。從全球的發展趨勢來看，科技在資管領域的運用已成為主流。2017年開始，美國華爾街中的投行、基金公司等逐步進入數字資產管理領域 ，摩根大通更是在去年就強制要求其新進資產管理分析師學習編程語言，而學習數字算法和機器學習也被提上了日程。

在業內人士看來，金融科技步入“深水區”，資管科技有望成為金融科技的又一個突破點。

資產管理面臨“四重疊加”新形勢

有數據顯示，2012年到2016年監管風暴來臨之前，我國資管行業總規模保持著強勁的增長態勢，5年內，迅速從20萬億元擴張到100萬億元。

不僅如此，我國目前已經放開外資對金融機構的持股比例限制，允許51%的控股比例。于是，海外的資管巨頭也迫切希望進入我國市場以分享行業發展紅利，國內機構將面臨更大的競爭壓力。

中國互聯網金融協會會長李東榮說，當前，我國資產管理行業面臨著“四重疊加”新形勢，即經濟轉型攻關期、金融開放深化期、科技驅動加速期及行業改革關鍵期。

特別是在科技驅動加速期，雖然開拓了新的金融場景和流量入口，但是科技金融模式還是過于單一，多局限于移動支付、線上發卡、互聯網理財、消費金融。對此，京東數科CEO陳生強表示，資產管理全行業已達到125萬億規模，而互聯網理財當前只有10萬億規模，占比不到10%;信貸業務全行業有150萬億規模，而在線信貸當前只有3萬億規模，占比僅2%;即便發展最成熟的移動支付業務也僅占支付清算行業規模的10%。

金融科技將成資管行業新引擎

資產管理業務具有兩大特征，即以“資金池”作為資產管理行業的最小經營單位;“資管產品”同“管理人”是天然分離的。

從邏輯上來說，管理人沒有義務為其他出資者的本金收益提供擔保，也沒有剛性兌付的義務。這使得資產管理行業從誕生起就不依賴受托人信用，而強調管理人勤勉盡責和投資者風險自擔。

因此，李東榮認為，資管行業需進一步提升資產管理市場供給質量和水平，有序推進金融科技在資產管理領域的應用，扎實做好投資者權益保護和風險教育工作。

《關于規范金融機構資產管理業務的指導意見》(以下簡稱資管新規)明確提出，資產管理領域在資管新規出臺之前，非標投資、剛性兌付、層層套嵌、資金池等操作手法極具金融行業特性，且信息透明度低、線下依賴度高，盡管市場規模增長迅速，但是這種業務模式比較單一，技術要求并不高，風險也更大。因此，導致很多資管機構行業科技化、數字化的意愿并不是很強烈。

“資管新規出臺之后，打破剛兌、凈值化管理成為趨勢，不但百姓的理財觀念需要更新，資產管理行業的模式也急需升級。”陳生強認為，在資管行業，金融機構需要一整套的數字化解決方案，來提升整個價值鏈的數字化水平。資管機構則需全面提升五大能力，即尋找優質資產的能力、產品設計能力、投研能力、風險定價能力和敏捷交易能力。

資管新規落地后，理財業務新規、理財子公司管理辦法等相繼發布，同期多家銀行相繼宣布擬設立理財子公司。2019年被市場視為銀行開啟理財子公司發展的元年。中國建設銀行行長劉桂平說，目前我國資管產品中，銀行系資管規模超過一半，其產品的高質量發展對資管行業舉足輕重。

劉桂平也強調，銀行理財子公司的未來發展必須培養強大的金融科技應用能力，依托先進有效的金融科技完成資管產品全生命周期、前中后臺全流程管理，全方位做好客戶管理和關系維護，提升差異化競爭能力。

建信基金管理有限責任公司董事長孫志晨說，金融科技將成為資管行業發展的新引擎，推動行業實現從“經驗投資+統計投資”到“科學投資+智慧投資”的轉變，助力資管產品與投資個性化需求的精準契合。

不僅賦能業務科技手段還有新任務

面對科技金融快速發展，特別是在貨幣環境比較寬松的狀態下，總有一些不具備資質的機構和個人試圖利用違規借來的信用進行交易，或謀求非法獲利，該如何實現風險控制和資管監管?

金融壹賬通投資一賬通業務中心副總經理潘玲表示，傳統的合約管理模式存在人工摘錄效率低、操作風險高且耗時長等痛點。同時，還高度依賴業務及法律人員定期人工查看法律法規和監管要求，合約履約情況難以監控，更難實現實時監控風險。要打破這些痛點，智慧型產品應做到“標準化、標簽化、智能化、自動化、流程化”幾點，用先進手段打破信息壁壘，實現底層資產穿透，規避合約造假風險;并進行智能比對和識別驗真，進而實現合約管理全流程的線上化和智能化。

如金融壹賬通推出的ALFA智慧合約云平臺，利用區塊鏈技術可追溯、不可篡改的特性，將合約底層資產要素入鏈，并結合密碼學技術、獨創的零知識證明庫和可授權加解密等機制，實現底層資產的登記與追蹤，使利益相關方實時清晰了解鏈上真實資產狀況。該平臺還將合約模版調用和編輯生成、簽約、履約全過程在區塊鏈登記，簽約各方作為區塊鏈節點，可自動同步合約數據，實現簽約留痕和合約“保真”，奠定安全、可靠的交易基礎，大幅降低交易風險等。

潘玲表示，現在各家金融機構都十分重視金融科技的賦能作用，但對于從業者來說，僅用科技對業務進行賦能還不夠，尤其是內控流程不能僅靠紙面規定和人員自律，還要對經營管理也進行賦能。唯有如此才能全面提升金融機構服務效率和風險防范能力。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簡單來說，就是讓科技起作用。”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國家金融與發展實驗室理事長李揚說，“金融的供給側改革就是大力發展金融科技，而隨著資管新規落地，進一步改革開放，金融改革將進入新時代。”(記者李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