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國志》是“中國近代第一部系統而深入地研究日本的百科全書式著作”,被譽為“數百年來鮮有之作”,在近代中日文化交流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作者是我國晚清外交家、文學家、史學家黃遵憲。黃遵憲(1848—1905年),字公度,別號人境廬主人,廣東嘉應州(今梅州市)人。光緒三年(1877年)出任駐日本使館參贊官,開始了長達10余年的外交生涯,足跡遍及日、美、英等國。
十九世紀世界格局發生重大變化,當時的中國內憂外患、積貧積弱。而東鄰日本經過明治維新迅速走上富國強兵之路,其后即開始入侵中國臺灣,吞并琉球,干涉朝鮮內政,最后發動中日甲午戰爭,給東亞世界帶來了深重的災難。彼時,國人對日本的認識十分有限。而在此之前中國人對于日本的研究,或走馬觀花停留于表面,或缺乏實地考察存在錯漏。作為一位有抱負的外交官,黃遵憲有一種強烈的使命感,他認為參贊官即“古之小行人,外史氏之職”,有著“從事于采風問俗”,供朝廷咨詢參謀的責任。他比較中日士大夫的知識傾向之后,發現:“日本士夫,類能讀中國之書,考中國之事,而中國士夫好談古義,足己自封,于外事不屑措意。無論泰西,即日本與我僅隔一衣帶水……亦視之若海外三神山,可望而不可即”。為促使我國民“開眼看世界”,改變“天朝上國”式固步自封的傲慢心態,同時提醒國民居安思危,借鑒日本的經驗促進中國近代化事業,黃遵憲于1879年即開始著手編纂《日本國志》,采書二百多種,前后歷時近9年,終于成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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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國志》共四十卷,分《國統志》《鄰交志》《地理志》等十二志,涵蓋政治、經濟、軍事、外交、職官等多個方面,是“統賅日本之政情、民風及歷史,為清末言域外地理之杰作”。雖然由于種種原因延遲8年才得以刊行,使得中國朝野人士錯過了在甲午戰爭之前知日、防日乃至抗日的契機,但該書以其廣博的內容、國際戰略眼光以及滲透其中的憂國憂民情懷,價值倍增,迅速傳遍士林。張之洞評價其“條例精詳,綱目備舉,寄意深遠,致功甚勤。且于外洋各國風俗政事,俱能會通參考,具見究心時務”;梁啟超讀后稱贊“知日本之所以強,賴黃子也”,并在《西學書目表》和《讀西學書法》里,把《日本國志》列為重點書目;上海《時報》的創辦人狄葆賢在其著作《平等閣詩話》也稱譽該書“海內奉為瑰寶”,“由是誦說之士,抵掌而道域外之觀,不致如墜五里霧中,厥功洵偉哉……”
正因為《日本國志》是在日本富強之后咄咄逼人四處侵略的時代背景下寫成的,故而該書帶有強烈的“時代焦慮感”,國家安全思想也因此貫穿全書。
強調改革、重視法律的政治安全觀
《日本國志》對于日本的政治制度改革進行了系統的介紹,指出封建制度因其等級森嚴、剝削殘酷,極易導致下層人士的奮起反抗,造成社會的動蕩不安。“上之于下,壓制極矣。此郁而必伸者,勢也”,為此,書中多次強調要勇于革除數千年來的封建君主專制弊害,追求民主、平等、團結,從政治制度、官制、地方制度等各方面進行改革。《日本國志》中一個十分重要的政治安全思想是依法治國,主張運用法治代替人治。書中指出“人無論尊卑,事無論大小,悉予之權以使之無抑,復立之限以使之無縱”,表明法律的精神為“權限”二字,既要通過法律保護人們的權力,也要通過法律加以規制,讓人人守法,這樣才能限制權力的濫用,有效地保護公民,使“全國上下同受治于法律之中……正名定分,息爭弭患”。值得關注的是,在同時期研究西方的著作中,除了薛福成的著作涉及了一些關于治外法權的問題,其他都極少關注法律制度。《日本國志》中對于日本司法改革內容的介紹和經驗的評析,為清末法制變革提供了樣板,對中國法律近代化貢獻良多,對于保障我國的政治安全大有裨益。
穩定秩序、振興商務的經濟安全觀
作為一部較為系統地反映國家經濟改革主張的著作,《日本國志》中《食貨志》六卷專門討論經濟,此外《職官志》《物產志》《工藝志》也在不同程度上涉及了經濟問題。書中主張穩定經濟秩序、振興商務以維護國家的經濟安全。在保障經濟生產領域的安全方面,提倡通過移民懇辟、開采礦藏、獎勵“工藝”、發展工業與科學技術、興建交通等方式安置過剩的勞動力,解決地少人多的矛盾,有效防止“天下之不士不農不工不商者比比皆是”進而“大亂矣”的失業和社會混亂等危機。在保障財政安全方面,提出健全國家的財政管理制度,改革舊的賦稅制度,實行預算決算、財務公開以革除有關人員中飽私囊的弊害,做到“上下流通,無壅無積”,力求“以天下之財,治天下之事”。在貨幣流通領域,指出建立銀行,發行和使用紙幣的重要性,認為從金屬貨幣到紙幣是貨幣史上的進步。但是紙幣的發行需要規范,一方面“金銀為真錢,紙幣為傍行金銀者也”,紙幣的發行要以國家的金銀儲存總額為依據。另一方面政府不得無限制地發行紙幣,引起通貨膨脹。國家經濟安全不僅要保障國內經濟秩序的穩定,也要保障對外經濟的安全,抵御外國的經濟侵略。對此,《日本國志》認為應該振興商務,改變“重農抑商”的傳統觀念,由政府和民間共同攜手。通過“日討國人以訓農、以惠工”,加強本國產品的競爭力,擴大產品的出口額;通過在本國推行本民族的產品以及加重進口稅,抵御外國的商品輸入。這些經濟安全思想有的與古制一脈相承,有的則效法西方,既有傳承也有創新。如“以天下之財,治天下之事”的理財觀念就與明末黃宗羲、顧炎武、王夫之的“天下之財,非一人之私有”的思想內涵一致。而實行預算制度則與傳統的“量入為出”的財政原則不同,正如《中國近代經濟思想史稿》所說:“中國向無所謂預算,直到光緒三十四年(1908年)才奏準要試辦各省預算。黃遵憲是中國較早論述預算的重要人物之一。”總之,《日本國志》中的經濟安全觀涉及生產、流通、交換、消費等各領域,構筑了一個全面的經濟安全保障模式。
居安思危、練兵備戰的軍事安全觀
《兵志》開篇將傳統中國與近代歐洲的軍事思想進行了對比,指出中國傳統的軍事觀念是以窮兵黷武為戒,不得已而用兵。與中國相反,近代西方則認為兵不可一日不備也。在西方各國筑堅壘、造巨艦、鑄大炮,朝夕練兵,“競強角力,迭爭雄霸”時,中國由于缺乏備戰思想沒能及時建立起強大、先進的軍隊,導致面對西方列強的堅船利炮時相形見絀。中西不同的軍事觀念及其導致的不同結果直觀地體現出了“設險以守國,教兵以備戰”的重要作用。“弛備者必弱,忘戰者必危”,要想求生存求自立求發展,就必須擁有強大的軍事力量。并非好武爭強,實則為“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眾、豐財”之必要。《兵志》接著通過考察日本的軍事變革,總結練兵強兵的方法。具體來看,主要分為兩點:一是重軍。明治維新后的日本十分重視軍隊的建設,例如,即使當時財政拮據,仍然花費重金創建海軍,這為其在甲午海戰中取得勝利奠定了基礎。此外,還改革舊的封建軍制,革除兵備懈弛、積弱之勢;支給軍費,特設軍醫部,儲備武器,完善保障體系。二是強兵。注重精兵練兵,征兵之時便嚴加篩選,提升士兵的質量。入伍之后整飭軍律,嚴正軍紀,加強管理。還設立士官學校,選派留學生,培養將才等。總之,《日本國志》中的軍事安全觀的中心是重兵,主張通過強大的軍事力量保障國家的安全。在當時“天下萬國,鷹瞵鶚視”的緊張局勢下,《日本國志》“非練兵無以弭兵,非備戰無以止戰”的軍事思想包含了反帝愛國的內容,在迎擊帝國主義侵略的斗爭中有著具體切實的指導作用。
開放交流、競爭自強的外交安全觀
《鄰交志》中反復強調外交關系對國家發展的重要作用。認為相比于閉關自守的外交政策,開放交流,以競爭求自強才能國勢日盛。書中以歐洲、中國以及日本的歷史發展為例,多方面闡述外交安全思想。近代歐洲“自法國十字軍起,合縱連橫,鄰交日盛,而國勢日強”,與閉塞的羅馬一統時代相比“其進步不可以道里計”。中國的戰國時代列國各據一方,戰爭頻繁,但是正因為七雄爭霸,相互競爭,務求進取才孕育了一大批如孟子、荀子、申子、韓非、蘇秦、李悝、扁鵲、屈原等各行各業的優秀人才,造就了列國的強盛。而日本同樣是發展開放交流外交關系得以圖強的典型。隋唐以來,與中國交往,學習中華文化得以發展。近代以來,效法西方,“競事外交,骎骎乎進開明之域,與諸大爭衡”。在黃遵憲看來,開放、競爭的外交策略雖然有其弊端,但更有大益。中國和日本在外交上都曾面臨過“治外法權”問題,司法上遭受了極大的不公平,其中一個原因便是閉關鎖國,致使彼此在法律上聲氣不通,最終無法“預世界潮流”。而開放交流,重視競爭才能自強以保安全。一方面,外交上的交流與競爭是涵蓋多個方面的,文藝上“藝術以相摩而善”,軍事上“武備以相競而強”,經濟上“物產以有無相通,得以盡地利而奪人巧”。另一方面,外交上的交流與競爭也要建立在相互平等的基礎上,尊重歷史,實事求是。書中所包含的平等、開放、交流、求實等內容的外交安全思想,即使置之當下,也十分可貴。
《日本國志》中的國家安全觀內容豐富,除上述四方面,還包括文化安全、社會安全等領域。例如書中在介紹西方思想文化的過程中,多次提出“西學源于中國”這一主張,在面對傳統文化與西方文化時,沒有全盤西化,而是從中國古代尋找思想的依據。這固然不失為一種“以復古求西學”,為西學東漸減少阻力的“便宜法門”,但同時也展現出了強烈的文化自信和一定的文化安全思想。在近代研究西學的著作中,《日本國志》自有其局限性,但其以獨到的見解,對中國士大夫特別是維新派知識分子產生了廣泛的影響。康有為評價道,“講其沿革,政教,學俗,以成其《國志》,而聳吾國人,用意尤深,宜其達政專對綽綽也”。光緒帝在戊戌變法之前也曾兩次催促譚嗣同進呈《日本國志》,并稱贊其“紀日人變制尤詳”。《日本國志》在戊戌變法中的影響不容低估,其國家安全思想亦足以在中國思想史上占據一席之地。(王慧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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