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國志》是“中國近代第一部系統而深入地研究日本的百科全書式著作”，被譽為“數百年來鮮有之作”，在近代中日文化交流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作者是我國晚清外交家、文學家、史學家黃遵憲。黃遵憲（1848—1905年），字公度，別號人境廬主人，廣東嘉應州（今梅州市）人。光緒三年（1877年）出任駐日本使館參贊官，開始了長達10余年的外交生涯，足跡遍及日、美、英等國。

十九世紀世界格局發生重大變化，當時的中國內憂外患、積貧積弱。而東鄰日本經過明治維新迅速走上富國強兵之路，其后即開始入侵中國臺灣，吞并琉球，干涉朝鮮內政，最后發動中日甲午戰爭，給東亞世界帶來了深重的災難。彼時，國人對日本的認識十分有限。而在此之前中國人對于日本的研究，或走馬觀花停留于表面，或缺乏實地考察存在錯漏。作為一位有抱負的外交官，黃遵憲有一種強烈的使命感，他認為參贊官即“古之小行人，外史氏之職”，有著“從事于采風問俗”，供朝廷咨詢參謀的責任。他比較中日士大夫的知識傾向之后，發現：“日本士夫，類能讀中國之書，考中國之事，而中國士夫好談古義，足己自封，于外事不屑措意。無論泰西，即日本與我僅隔一衣帶水……亦視之若海外三神山，可望而不可即”。為促使我國民“開眼看世界”，改變“天朝上國”式固步自封的傲慢心態，同時提醒國民居安思危，借鑒日本的經驗促進中國近代化事業，黃遵憲于1879年即開始著手編纂《日本國志》，采書二百多種，前后歷時近9年，終于成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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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國志》共四十卷，分《國統志》《鄰交志》《地理志》等十二志，涵蓋政治、經濟、軍事、外交、職官等多個方面，是“統賅日本之政情、民風及歷史，為清末言域外地理之杰作”。雖然由于種種原因延遲8年才得以刊行，使得中國朝野人士錯過了在甲午戰爭之前知日、防日乃至抗日的契機，但該書以其廣博的內容、國際戰略眼光以及滲透其中的憂國憂民情懷，價值倍增，迅速傳遍士林。張之洞評價其“條例精詳，綱目備舉，寄意深遠，致功甚勤。且于外洋各國風俗政事，俱能會通參考，具見究心時務”；梁啟超讀后稱贊“知日本之所以強，賴黃子也”，并在《西學書目表》和《讀西學書法》里，把《日本國志》列為重點書目；上海《時報》的創辦人狄葆賢在其著作《平等閣詩話》也稱譽該書“海內奉為瑰寶”，“由是誦說之士，抵掌而道域外之觀，不致如墜五里霧中，厥功洵偉哉……”

正因為《日本國志》是在日本富強之后咄咄逼人四處侵略的時代背景下寫成的，故而該書帶有強烈的“時代焦慮感”，國家安全思想也因此貫穿全書。

強調改革、重視法律的政治安全觀

《日本國志》對于日本的政治制度改革進行了系統的介紹，指出封建制度因其等級森嚴、剝削殘酷，極易導致下層人士的奮起反抗，造成社會的動蕩不安。“上之于下，壓制極矣。此郁而必伸者，勢也”，為此，書中多次強調要勇于革除數千年來的封建君主專制弊害，追求民主、平等、團結，從政治制度、官制、地方制度等各方面進行改革。《日本國志》中一個十分重要的政治安全思想是依法治國，主張運用法治代替人治。書中指出“人無論尊卑，事無論大小，悉予之權以使之無抑，復立之限以使之無縱”，表明法律的精神為“權限”二字，既要通過法律保護人們的權力，也要通過法律加以規制，讓人人守法，這樣才能限制權力的濫用，有效地保護公民，使“全國上下同受治于法律之中……正名定分，息爭弭患”。值得關注的是，在同時期研究西方的著作中，除了薛福成的著作涉及了一些關于治外法權的問題，其他都極少關注法律制度。《日本國志》中對于日本司法改革內容的介紹和經驗的評析，為清末法制變革提供了樣板，對中國法律近代化貢獻良多，對于保障我國的政治安全大有裨益。

穩定秩序、振興商務的經濟安全觀

作為一部較為系統地反映國家經濟改革主張的著作，《日本國志》中《食貨志》六卷專門討論經濟，此外《職官志》《物產志》《工藝志》也在不同程度上涉及了經濟問題。書中主張穩定經濟秩序、振興商務以維護國家的經濟安全。在保障經濟生產領域的安全方面，提倡通過移民懇辟、開采礦藏、獎勵“工藝”、發展工業與科學技術、興建交通等方式安置過剩的勞動力，解決地少人多的矛盾，有效防止“天下之不士不農不工不商者比比皆是”進而“大亂矣”的失業和社會混亂等危機。在保障財政安全方面，提出健全國家的財政管理制度，改革舊的賦稅制度，實行預算決算、財務公開以革除有關人員中飽私囊的弊害，做到“上下流通，無壅無積”，力求“以天下之財，治天下之事”。在貨幣流通領域，指出建立銀行，發行和使用紙幣的重要性，認為從金屬貨幣到紙幣是貨幣史上的進步。但是紙幣的發行需要規范，一方面“金銀為真錢，紙幣為傍行金銀者也”，紙幣的發行要以國家的金銀儲存總額為依據。另一方面政府不得無限制地發行紙幣，引起通貨膨脹。國家經濟安全不僅要保障國內經濟秩序的穩定，也要保障對外經濟的安全，抵御外國的經濟侵略。對此，《日本國志》認為應該振興商務，改變“重農抑商”的傳統觀念，由政府和民間共同攜手。通過“日討國人以訓農、以惠工”，加強本國產品的競爭力，擴大產品的出口額；通過在本國推行本民族的產品以及加重進口稅，抵御外國的商品輸入。這些經濟安全思想有的與古制一脈相承，有的則效法西方，既有傳承也有創新。如“以天下之財，治天下之事”的理財觀念就與明末黃宗羲、顧炎武、王夫之的“天下之財，非一人之私有”的思想內涵一致。而實行預算制度則與傳統的“量入為出”的財政原則不同，正如《中國近代經濟思想史稿》所說：“中國向無所謂預算，直到光緒三十四年（1908年）才奏準要試辦各省預算。黃遵憲是中國較早論述預算的重要人物之一。”總之，《日本國志》中的經濟安全觀涉及生產、流通、交換、消費等各領域，構筑了一個全面的經濟安全保障模式。

居安思危、練兵備戰的軍事安全觀

《兵志》開篇將傳統中國與近代歐洲的軍事思想進行了對比，指出中國傳統的軍事觀念是以窮兵黷武為戒，不得已而用兵。與中國相反，近代西方則認為兵不可一日不備也。在西方各國筑堅壘、造巨艦、鑄大炮，朝夕練兵，“競強角力，迭爭雄霸”時，中國由于缺乏備戰思想沒能及時建立起強大、先進的軍隊，導致面對西方列強的堅船利炮時相形見絀。中西不同的軍事觀念及其導致的不同結果直觀地體現出了“設險以守國，教兵以備戰”的重要作用。“弛備者必弱，忘戰者必危”，要想求生存求自立求發展，就必須擁有強大的軍事力量。并非好武爭強，實則為“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眾、豐財”之必要。《兵志》接著通過考察日本的軍事變革，總結練兵強兵的方法。具體來看，主要分為兩點：一是重軍。明治維新后的日本十分重視軍隊的建設，例如，即使當時財政拮據，仍然花費重金創建海軍，這為其在甲午海戰中取得勝利奠定了基礎。此外，還改革舊的封建軍制，革除兵備懈弛、積弱之勢；支給軍費，特設軍醫部，儲備武器，完善保障體系。二是強兵。注重精兵練兵，征兵之時便嚴加篩選，提升士兵的質量。入伍之后整飭軍律，嚴正軍紀，加強管理。還設立士官學校，選派留學生，培養將才等。總之，《日本國志》中的軍事安全觀的中心是重兵，主張通過強大的軍事力量保障國家的安全。在當時“天下萬國，鷹瞵鶚視”的緊張局勢下，《日本國志》“非練兵無以弭兵，非備戰無以止戰”的軍事思想包含了反帝愛國的內容，在迎擊帝國主義侵略的斗爭中有著具體切實的指導作用。

開放交流、競爭自強的外交安全觀

《鄰交志》中反復強調外交關系對國家發展的重要作用。認為相比于閉關自守的外交政策，開放交流，以競爭求自強才能國勢日盛。書中以歐洲、中國以及日本的歷史發展為例，多方面闡述外交安全思想。近代歐洲“自法國十字軍起，合縱連橫，鄰交日盛，而國勢日強”，與閉塞的羅馬一統時代相比“其進步不可以道里計”。中國的戰國時代列國各據一方，戰爭頻繁，但是正因為七雄爭霸，相互競爭，務求進取才孕育了一大批如孟子、荀子、申子、韓非、蘇秦、李悝、扁鵲、屈原等各行各業的優秀人才，造就了列國的強盛。而日本同樣是發展開放交流外交關系得以圖強的典型。隋唐以來，與中國交往，學習中華文化得以發展。近代以來，效法西方，“競事外交，骎骎乎進開明之域，與諸大爭衡”。在黃遵憲看來，開放、競爭的外交策略雖然有其弊端，但更有大益。中國和日本在外交上都曾面臨過“治外法權”問題，司法上遭受了極大的不公平，其中一個原因便是閉關鎖國，致使彼此在法律上聲氣不通，最終無法“預世界潮流”。而開放交流，重視競爭才能自強以保安全。一方面，外交上的交流與競爭是涵蓋多個方面的，文藝上“藝術以相摩而善”，軍事上“武備以相競而強”，經濟上“物產以有無相通，得以盡地利而奪人巧”。另一方面，外交上的交流與競爭也要建立在相互平等的基礎上，尊重歷史，實事求是。書中所包含的平等、開放、交流、求實等內容的外交安全思想，即使置之當下，也十分可貴。

《日本國志》中的國家安全觀內容豐富，除上述四方面，還包括文化安全、社會安全等領域。例如書中在介紹西方思想文化的過程中，多次提出“西學源于中國”這一主張，在面對傳統文化與西方文化時，沒有全盤西化，而是從中國古代尋找思想的依據。這固然不失為一種“以復古求西學”，為西學東漸減少阻力的“便宜法門”，但同時也展現出了強烈的文化自信和一定的文化安全思想。在近代研究西學的著作中，《日本國志》自有其局限性，但其以獨到的見解，對中國士大夫特別是維新派知識分子產生了廣泛的影響。康有為評價道，“講其沿革，政教，學俗，以成其《國志》，而聳吾國人，用意尤深，宜其達政專對綽綽也”。光緒帝在戊戌變法之前也曾兩次催促譚嗣同進呈《日本國志》，并稱贊其“紀日人變制尤詳”。《日本國志》在戊戌變法中的影響不容低估，其國家安全思想亦足以在中國思想史上占據一席之地。（王慧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