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異地辦學按下“暫停鍵”，高等教育應如何更好布局

哈爾濱工業大學、西南交通大學、西安交通大學等高校紛紛關停位于青島、深圳等地的異地建設的研究生院，這成為剛剛過去的2022年最引人注目的高教新聞之一。

(資料圖)

高校異地辦學由來已久。對于高等教育資源相對匱乏的城市，異地辦學在助其駛上高等教育發展快車道方面功不可沒。

中國教科院副研究員田鳳、中國教科院助理研究員姜宇佳曾撰文闡釋異地辦學的概念：所謂高校異地辦學，是指高校在主校區所在城市外，建立分校區或辦學機構以及開展各種辦學活動。它是我國高等教育空間布局演變中的一個重要特征，是伴隨我國高等教育規模擴張出現的一種重要辦學模式。

然而，2021年教育部印發《關于“十四五”時期高等學校設置工作的意見》（以下簡稱《意見》），其中要求嚴控高校異地辦學，似乎給高校異地辦學之舉按下了“暫停鍵”。2022年，不少高校因此行動起來，開始著手清理異地辦學機構。此舉會對我國高等教育的格局變化產生哪些影響？

政策落地，異地辦學按下“暫停鍵”

2022年3月16日，甘肅省教育廳回復網友在人民網“領導留言板”的提問時提到，“就中國科學院大學蘭州分院辦學情況，省教育廳分管負責同志和相關業務部門專題赴教育部當面溝通，教育部明確反饋中國科學院大學蘭州分院屬中國科學院大學異地辦校，不支持也不鼓勵異地辦校區”。

然而此前，中國科學院大學蘭州學院建設曾被寫進甘肅省人民政府于2021年2月公開發布的《甘肅省“十四五”規劃綱要》中。中國科學院大學蘭州學院建設的折戟被視為異地辦學政策收縮的重要信號。

查閱教育部網站信息可知，教育部對異地辦學的審慎態度由來已久，曾多次在回復全國人大建議時明確指出異地辦學的弊端。

教育部回復稱，從我國高校歷史上產生的異地校區的發展情況看，異地辦學在促進地方經濟社會發展和高等教育發展的同時，也存在一系列難以克服的深層次、根本性問題：一是稀釋高校原有優質教育資源品牌，不利于高等教育內涵發展；二是伴隨異地校區設立，學校辦學規模擴張、區域布局擴大，導致學校規范統一管理效應逐步遞減，高校內部治理水平下降；三是異地校區難以有效共享原有教學科研資源和校園文化資源，辦學積淀積累薄弱，難以較好地實現育人目標，對經濟社會發展促進作用往往與預期目標存在差距；四是異地辦學普遍缺乏高水平穩定師資隊伍，影響其辦學質量和水平。

所以，教育部明確表示，“在體制機制上對上述問題找到合理解決方法前，原則上不鼓勵高校異地合作辦學”。

這一態度隨著一系列公開文件的發布得以明確。2017年印發的《教育部辦公廳關于進一步加強高等學校基本建設管理的通知》明確規定：“審慎決策建設新校區，原則上不支持、不鼓勵跨城市、跨省建設新校區，特別是具有本科教學功能的新校區。”2021年，《意見》重申：“從嚴控制高校異地辦學。不鼓勵、不支持高校跨省開展異地辦學，特別是嚴控部委所屬高校、中西部高校在東部地區跨省開展異地辦學，原則上不審批設立跨省異地校區。”

從“審慎決策”到“嚴控”，異地辦學政策進一步收縮。同濟大學高等教育研究所副所長張端鴻表示，從這個文件印發算起，意味著高校異地辦學暫時停下來了。此后，多所教育部直屬高校調整了異地辦學行為，有的撤銷異地校區，有的停止正在籌備中的異地校區。

張端鴻進一步解釋道，國家政策層面上，高等學校的設置審批，包括異地校區設置屬于國家事權，所以地方政府和高校無權隨意合作舉辦異地校區。而高校跟地方開展產學研合作，設立異地研究院等方式屬于高校自主權，這并不受影響。該政策主要約束的是高校到異地開辦本科生教育、研究生教育的行為。

對已有辦學機構處理，要具體問題具體分析

作為我國高等教育發展過程中的特殊現象，異地辦學在過去一段時期集中出現。田鳳、姜宇佳詳細梳理了我國高校異地辦學的發展脈絡：20世紀80年代至20世紀90年代中后期為探索起步期。這一階段正值改革開放初期，對各類專業人才需求迫切，因此通過地方政府和高校辦學緩解了高等教育投入不足的壓力。20世紀90年代后期至2016年為快速發展期，高校異地辦學迎來井噴效應，超過三分之二的異地辦學是在這一時期創辦的。2017年至今是降溫控制期，隨著政策逐漸收緊，各地快速響應，“至此，高校異地辦學行為基本結束，做好后續工作成為主要任務”。

快速擴張，導致高校異地辦學機構數量激增。蘭州大學高等教育研究院副院長、教授盧彩晨在《我國“雙一流”建設高校擴張模式與區域走向研究——基于區域經濟發展的視角》一文中給出一組統計數據：截至2020年4月底，共有53所“雙一流”建設高校進行了異地辦學，共設立了166個機構（包括研究院、研究生院、分校區等）。其中39所為一流大學建設高校，14所為一流學科建設高校。一流大學建設高校占總數的93%，成為主力軍。

在政策收緊、轉向的前提下，已經存在的異地辦學機構何去何從？

華東師范大學教育管理學系副教授劉皛長期研究高校異地辦學情況，就她觀察，對于那些已經存在但發展狀況不好的異地辦學機構，高校可借政策東風做出調整、清理。而已經取得較好辦學成效的異地校區，由于和地方政府實現了深度合作，同時和主校區建立了協調有序的關聯，也形成了完善的治理方式和程序，就可以探索更加多元的發展方向，而不是“一刀切”地全部清理、撤銷。“我認為，可以通過更柔性的措施把異地辦學問題處理好，規范異地辦學中的亂象，同時通過更為完善的政策和制度，比如加強辦學質量評估等方式實現順利過渡。”

張端鴻則認為，過去已經成功舉辦的高校異地辦學機構應該不會受到影響，但是部分處于早期引進或正在籌備中的異地辦學機構可能需要進行相應調整。比如原來地方政府計劃引進異地高校舉辦本科教育或研究生教育的，或可調整計劃，按照異地產學研合作的方式開展工作。

高校需長遠規劃，走內涵式發展道路

哈爾濱工業大學（深圳）（威海）分校、東北大學秦皇島分校、北京航空航天大學寧波創新研究院、武漢大學深圳研究院、對外經濟貿易大學青島研究院……從不少異地辦學機構的名字構成可以看出，東部沿海城市吸引了一大批高等教育資源流入。

據盧彩晨等學者研究統計，高校異地辦學機構以東部沿海，尤其是廣東、江蘇、山東、浙江、福建5省居多，而從異地辦學機構的城市分布來看，主要集中在深圳、蘇州、青島、珠海4個城市。由于經濟發展，東部沿海城市正成為優質教育資源最大獲益者。

在張端鴻看來，各地大力引進優質高等教育資源是經濟社會發展的內生需求，但主要依靠地方經濟和財政實力進行優質高等教育資源配置顯然會產生諸多不利影響，比如，很可能造成后發地區高等教育資源的流失。部分地方經濟發展快，對優質高等教育資源需求量大，一方面可以通過人才政策吸引人才向本地流動，另一方面也可以嘗試舉辦新的高校，引進中外合作機構，以及更好地辦好本地高等教育。

劉皛認為，過去的異地辦學更多體現的是市場導向。嚴控異地辦學，抑制了高等教育資源過度集中到經濟發達省市的現象，更鼓勵各地根據自身資源分配的實際情況，在省內把資源布局好，盤活現有資源存量，而不是一味地跨省尋找生長點。高校自身的發展也需要有更長遠的規劃，優化內部資源，走內涵式發展的道路。

記者注意到，越來越多的高校正在布局省內新校區。去年12月底，四川大學眉山校區正式啟動；去年11月，東南大學與無錫市簽署共建東南大學無錫校區的合作協議；去年9月，南京大學蘇州校區宣布首批招生工作圓滿完成……

對此，劉皛表示，盡管跨省的異地辦學政策收緊，但省內的異地辦學還是比較頻繁的。一些高等教育資源比較匱乏的地級市在財力允許的情況下，非常歡迎省內高校去當地建校區和研究機構，這樣既解決了高校辦學條件緊張的問題，又可以實現省內高等教育資源的優化配置，達成雙贏。

不過，“‘不鼓勵、不支持高校跨省開展異地辦學’是針對一個階段內部分地方政府跟高校之間合作開展異地辦學出現無序狀態，不得不作出的政策調整。從長遠看，高校異地合作辦學并不應該徹底被禁止，而應該在國家宏觀政策指引下，有序地開展。”張端鴻最后說。

（記者 楊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