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問一個人是否選擇越多越快樂，恐怕大多數人會回答：是。因為從線性邏輯來看，選擇越多人們就擁有越多的自主權、幸福感，這是西方經濟學的一個基本原則。但是，在實踐中恐怕未必。

2014年啟動的新高考改革，一改以往文理分科相對單一的選擇模式，使考生擁有了更多的自主選擇權。但過多的選擇引發了考生和家長更多的焦慮，趨易避難、錯位競爭、田忌賽馬等策略被運用到了選學選考當中?？颇拷M合多選擇自主權大，選擇自主權大選擇焦慮多，這是一個選擇悖論。為什么會出現這種局面?如何化解?作為正在面對選學選考的考生及其家長來說，又應該如何通過辯證地思考、辯證地應對，來認識和解決這一問題?

選專業比選學校更重要

縱觀英美等發達國家的高等學校招生考試，普遍采取的是“必考+選考”模式。這與這些國家在中學教育階段鼓勵學生既全面發展又個性發展、既發展知識又發展興趣是緊密相關的，學校往往設置數量不等的課程供考生選擇，既有必修課，也有選修課，以滿足學生不同的興趣、愛好。

我國的新高考改革為考生提供了豐富的選擇組合，選擇的彈性大大增強。2014年，國務院頒布《關于深化考試招生制度改革的實施意見》，整體設計從基礎教育到高等教育考試招生制度改革。其中，學生自主選學選考是關鍵突破口，希望以此增加學生的選擇權，分散學生考試壓力，減輕學生學習負擔，既促進學生全面發展、又促進學生個性發展。浙江、上海率先發布高考綜合改革試點方案，2016年正式啟動。浙江實行“7選3”模式，上海實行“6選3模式”。但在科目組合、選擇機會呈幾何級數增加的情況下，考生的選擇卻大大出乎我們的預料。

從上海和浙江兩地當年的改革情況來看，因學生選學選考趨易避難而出現錯位競爭問題，考生用“田忌賽馬”策略選學選考，也就是說“學霸”往往選擇物理化學等難度大的科目，其他學生選政史地生等難度相對較小的科目。很顯然，這與最初的政策設計初衷出現背離。以浙江為例，2011年浙江省26.1萬考生中考物理的有16萬;2017年總考生人數變化不大，但選修和選考物理的高中生8.9萬人，占比36%。為解決物理選考人數下降這一問題，浙江于2017年12月推出了“選考科目保障機制”，確定物理選考保障數量為6.5萬。如果選考人數低于這一數量，以6.5萬為基數，從高到低進行等級賦分;如果報考人數超過6.5萬，則按實際數量進行等級賦分。此舉是為了吸引考生報考物理，但實際效果似乎并不明顯，上海也有類似問題。

為避免上述問題，今年啟動新高考改革的8個省份開始實施3+1+x，即歷史、物理必選1，思想政治、化學、地理、生物任選2，避免了物理受冷落的問題，但會不會仍然存在趨易避難、錯位競爭的問題?從歷史制度主義的視角看，制度設計與人的行動之間存在內在聯系。

分析個人行為有兩個具體方面，一是動機，二是環境辨識。不同動機、不同的環境辨識能力會極大地改變實際選擇的社會結果。我們現在處在大眾化教育階段的末期，即將進入普及化時代，人們對于高等教育的需求已經從上大學轉變為上好大學、好專業。從個人動機上來看，對絕大多數學生而言，無論在制度設計上給學生提供再多選擇，好大學永遠是排在第一位的，而好專業只能排在第二位。所以，考生在選學選考科目時，首先考慮的是選學選考哪些科目更有助于自己考上好大學。同時，由于每個人選學選考中的環境辨識能力不同，而且每個人所擁有的他人行為信息是不完全、不對稱的，因而每個人在選擇中處理、組織以及利用他人選學選考信息時均存在一定的心智能力上的局限，于是便演化出了棄學、棄考物理等簡化處理過程的錯位競爭行為。因為單位時間內改善物理化學等科目成績的時間成本太高，而歷史地理生物等科目則具備這種可能性。除非個別考生在物理等方面確實表現優秀，否則不會選學選考物理化學等課程。

新高考改革推出之后，必然面臨一個改革陣痛期，考生和家長的不適應正是陣痛期的典型表征。實際上，浙江、山東等省份實行的本科批次合并錄取、“選專業+選學校”的志愿模式，有利于平衡高校之間的生源差距、淡化高校之間的身份差異，是有積極意義的。從入選“雙一流”的高校來看，相比原來的“211工程”新增了25所高校，其中部門高校增加了6所，而地方高校新增了19所。“雙一流”高校當中，地方高校占比達到33.6%，相對“211工程”提高了近10%。說明部分地方高校的部分學科專業要優于傳統名校，傳統名校并非每個專業都優秀，對于學生選擇而言，選專業應該比選大學更加重要。

選考科目的個人興趣比是否能在高考競爭中勝出更重要

目前的新高考改革已經在很大程度上尊重了考生個人的興趣愛好，對考生個人來說應該是快樂的。但真正到了白熱化競爭階段，很多學生、家長和學校又放棄了對興趣的關注，導致學生在科目選擇上不夠快樂、趨易避難，主要是因為科目之間的分數存在事實上的不等值問題。如果物理、化學等科目與歷史、地理等科目難度相當，恐怕考生首先尊重的是自己的愛好和專業興趣。另外，選考科目和外語有兩次考試機會，也可能存在兩次考試分數之間的不等值問題，而且進入高中就面臨選考問題，實際上增加了考生的心理負擔。

總體上看，考生對于考試科目的選擇，往往是看所選科目是否有利于在高考競爭中勝出。而且學生選擇是在家長、學校的主導下進行，而不是出自自身的興趣，或者說對自己的興趣本來關注就不多，更不會把選學選考科目與個人未來發展掛鉤，這才導致了選學選考的選擇悖論。在中國傳統文化當中，科舉制占有相當重要的地位，雖已廢止百余年，但余風猶存。絕大多數家庭和考生仍將高考作為“鯉魚跳龍門”的關鍵一躍，只要考過，就是成功。

實際上，用終身學習的眼光看，高考只是一個驛站，大學是新的學習過程的開始。我們不能把教育等同于考試，考試只是教育的一部分。我們既要看到高考制度改革的進步，也要不斷進行修正，不管是在技術層面，還是在理念層面。就高考本身的定位而言，一定要站穩大學選拔新生這一根本立足點，賦予大學更多的自主選拔權，擺脫在新生選拔當中對高考成績的過度依賴。

在選學選考科目設置方面，可借鑒發達國家經驗，用更能夠體現專業特點的大學預科課程來代替，學分可由高中帶入大學，以此來體現高中與大學的關聯與銜接。從長遠來看，不管是學校教育，還是家庭教育，應該更關注學生的興趣，培養學生的責任感。

(作者：劉恩賢，系青島大學青島教育發展研究院副研究員;呂慈仙，系青島大學青島教育發展研究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