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0周年優秀國產新片展映”活動在全國城市電影院陸續開展，展映近期創作完成的《古田軍號》《紅星照耀中國》《烈火英雄》《決勝時刻》《我和我的祖國》《中國機長》《攀登者》等優質主流電影。這些作品或利用類型化、強情節的敘事方式，或采用誠摯充沛的情感抒發，或塑造真實豐滿的人物形象，用光影藝術為年輕人打造了一片精神高地，在青年觀眾群體中引發了一股觀影熱潮，實現了正向價值的引領。這一積極創作趨勢，值得引起業界關注。

當下，青年群體已成長為中國電影市場的觀影主力軍。他們期盼在銀幕上看到更多思想性、藝術性兼備的主流電影，從中獲得把握今天中國復雜紛亂現實的價值理念——關于世界與中國、國家與個體、人與自然以及人性本身的認識。然而，與這一訴求相背離的是，在過去很長一段時間里，主流作品數量相對不足，質量也有待提高，雖有價值內核的構建，卻無法實現價值觀念的有效輸出。有些電影做“表面文章”，故事陳舊老套，人物塑造單一，使價值傳播流于說教。還有部分作品藝術質量不低，卻與時代嚴重脫節，缺乏朝氣蓬勃、昂揚積極的“年輕感”，在敘事表達和內容呈現上仍舊沿用著幾十年前電影創作的陳舊方式，無法對接現代人的審美訴求。

誠然，20世紀的電影作品之所以采用“口號式”的臺詞宣揚主旋律，以直抒胸臆的表現形式鮮明堅定地表達熾熱強烈的愛國情緒，一方面是受到當時影視創作發展水平的限制和藝術創作理念的影響，另一方面也是為了契合那個年代的時代語境。這些影片構成了一代人的集體記憶，發揮了積極的社會意義和文化價值。然而，隨著時代變遷和社會發展，尤其是移動互聯網的崛起，新時代觀眾的審美取向和觀賞偏好發生了深刻改變。如果繼續沿用以前那種直白簡單的視聽語言向年輕人強行灌輸觀念，勢必無法實現預期的宣傳效果和社會效應。

電影工作者意識到，新時代的影視創作必須與時俱進，緊跟審美潮流和市場動向，以新穎獨特的表達形式，呈現革命歷史故事和火熱現實生活，來匹配當代青年的觀影需求，從而真真切切地發揮教育和引領的價值。比如，2018年上映的《我不是藥神》以類型化的敘事手法聚焦老百姓看病難、吃藥貴等問題，并呈現醫藥改革給人民生活帶來的積極意義，從而引發了廣泛的輿論關注和積極的社會影響。不久前亮相的《周恩來回延安》通過四個時空交錯敘事的藝術手法講述了周恩來在延安的所見所聞、所思所感，塑造了有血有肉的人物形象，讓年輕人為之動容。還有正在熱映的《古田軍號》則像是一部“青年領袖偶像片”——該片聚焦1929年古田會議前后的那段歷史，生動地呈現了毛澤東、朱德、陳毅等老一輩革命家青年時期的奮斗事跡，以極富代入感的故事情節讓年輕人重溫那一代人頑強拼搏的意志品質，給年輕人樹立起優秀的學習榜樣。

每個時代都有屬于每個時代的主題，每代人也有每代人的使命。中國要實現民族復興的偉大事業，必須要倚仗青年的力量。而優秀的文藝作品，尤其是用為大眾廣泛接受的視聽藝術傳播主流價值的主流電影，恰恰能夠發揮出凝聚青年力量的巨大作用。正如魯迅先生所說，要改造國人的精神世界，首推文藝。舉精神之旗、立精神之柱、建精神家園，都離不開文藝。”因此，主流電影創作必須主動親近年輕人，熱情鼓舞年輕人，耐心引導年輕人，在藝術革新過程中探尋吸引青年群體觀看的發展之路。筆者認為可從以下兩個方面著力，進行拓展提升。

首先，創作者應深入研究青年觀眾的習慣愛好、所思所想。這不僅包括他們的觀賞心理和審美期待，還有他們的關注焦點、討論熱點。在此基礎上，進一步轉變敘述語態，創新呈現形式，用經驗和智慧透過生活的表層，深入社會的肌理，將時代精神和核心價值理念融入于精湛的視聽藝術之中，以具有吸引力的藝術外殼和堅實豐富的文化內核彰顯影視之魅力、回應時代之命題，潛移默化地傳播主流意識形態，為推動社會前進提供積極力量。其次，創作者應打破固有思維的局限，腳踏現實生活的大地，將各種為時代進步、社會發展作出貢獻的先進人物納入創作視野，然后經過藝術加工、巧妙設計、精準表達，讓其行為與百姓日常情感體驗、人生選擇的內在驅動力產生共振，便可轉化為使青年受眾易于接受的藝術形象，從而在年輕一代心中樹立起可親近、可觸摸、可學習的精神標桿，迸發出巨大的思想力量。

中國電影產業正處于高速發展階段，創作思維更新換代，作品質量穩步提高，拓寬邊界、跨類融合成為新的發展趨勢，不僅一批“新主流電影”實現了商業票房和社會效應的雙豐收，很多商業類型片創作也越來越注重時代精神和主流價值的表達，為今后電影創作有效地凝聚社會共識、培育和弘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提供了參考和借鑒。總之，主流電影必須充分了解年輕人、擁抱年輕人，持守正創新、兼容并蓄之道，才能在青年群體中發揮出應有價值，為年輕人提供正確的精神指引，鼓舞他們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而不懈奮斗。